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地处祖国边陲的云南，成为英、法两强觊觎的对象。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并吞越南。后三年，根据《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蒙自辟为商埠，法国天主教会的教堂、附设的学堂，先后在该县成立。不久，法国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滇境段（河口至昆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式动工修筑。

  当时，云南在“咸同兵燹”中所受的创伤已渐次平复，社会经济已经由恢复走向缓慢发展。省城商业进一步活跃。特别是废除科举、改书院为学堂后，个别不能再走科举、仕途老路的知识分子也转向经商。他们思想开明、感觉敏锐，成为商界中具有创新精神的先进人物。

  教会为了争取教友入教，教会附办的学堂为了和学生家长“联络情感”，筑路部门为了赢得沿途城镇人民和民工们的好感并扩大影响，都希望使用一些惠而不费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

  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省城昆明，娱乐事业远远落后于社会需要。除经常性的庙会演戏（川剧、滇剧）外，只能赌博或抽大烟作为消遣。如何向社会提供新的正当娱乐，也使自己得到赢利，一举两得，成为个别经商者时刻思考的问题。

  教会活动逐步扩大，筑路部门业务逐段扩展，思想开明、灵活的知识阶层进入商界，为电影入滇一事创造了条件。

  作为19世纪末出现的新兴文娱事业，电影有着一个研究、实验、改进的发展过程。法国乔治·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指出：1896年年底，“电影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验阶段，而与观众见面了。享有专映权的电影机器，为数达百余种之多”。法、美、英三国的六七家专业公司，“都已在电影企业中奠定了基础。每天晚上，都有好几千观众，拥挤在漆黑的电影院里。”首先把电影工业化的，是法国的百代公司。

  法国成为垄断世界影业的国家，云南毗邻法属越南，这就为电影入滇一事，创造了条件。另外，云南商界早期办货，多往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接触电影较早。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也就决定了云南电影的引进，除外国人从国外带入外，又有本省商人从省外带来的另一条途径。

  1.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滇西北维西县的天主堂、小维西教堂，以及德钦县茨古教堂，法国传教士放映过“活动幻灯”（电影的早期名称）。

  在没有更早的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只可以把电影入滇的年代，视为不晚于1905年。理由如下：

  早在19世纪最后5年，当电影在国外和观众正式见面并向世界各地推广之前，云南许多地方如昆明、宜良、曲靖、陆良都有了天主堂。教会在维西、德钦、蒙自既有放映过电影的记录，另外的地方的教堂当会同样放映过电影。另外，滇越铁路滇境段1903年开始施工，既然1905年宜良有过放映电影的记录。那么，除宜良以外的沿途村镇也不会不放映电影。因此，肯定电影入滇不晚于1905年的说法，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至于收费性质的放映电影，则首先出现在省城昆明。值得指出的是，从现有资料来看，昆明专营放映电影的影戏场，比上海还要早一年。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初二日至十七日，昆明《滇南钞报》连续刊登了“滇南水月轩”的广告。自称“在滇照相多年”、“近又在上洋（海）购到各种照相大小机器、药材，嘹亮留音机器”以及“学校用品、测量绘图仪器”等等。

  本轩现放之奇巧活动电影，今又由西洋添办更奇者数十场，其中火车、轮船、人物、鸟兽，生动活泼，又有日俄战景，枪炮轰击、烟雾腾天，恍如身入战场，令人惊心动魄。本轩不惜重价购运来滇，拟待明年新春，在本轩对门起盖场院开演。每位收银三角。凡欲赏识，请先期至本轩购票入场，幸勿自误，特此预白。

  这是昆明最早的一家营业性质的电影场。“明年新春”，指光绪三十三年的春节（1907年2月13日开始）。从“本轩现放之奇巧活动电影”一语来看，刊登广告之时，它早已在放映电影了。

  水月轩，在今天的翠湖。经营照相、唱机和其他文化用器，同时经营电影放映的人，正是前面提到的思想开明、敏锐的知识分子蒋楦。

  蒋楦在赴沪采购摄影器材的过程中，接触到刚传入中国不久的电影，于是买来放映机和一些影片，目的是通过借鉴影片，提高摄影艺术。但不久，即接受好友建议，晚间在水月轩的客堂（顾客等待照相的休息处）放映电影。由于电影放映在昆明尚属首次，因而颇受欢迎。但当随机购买的为数不多的影片一再重映，时间一长，人们还是感到了厌倦。等他在上海买来几部新片子后，终于决定“起盖院场”，大张旗鼓地从事电影放映事业。

  从广告中预告的影片内容看，虽然仍局限于电影初期拍摄的一些单纯反映车、船、鸟兽、人物动态的短片，但也有了新闻纪录片，如反映1904年日俄战争作战场面，即广告中所说的“日俄战景”。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滇越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云南和内地以至越南、香港的交通比过去大为方便。过去，经营电影放映，惟一棘手问题是影片来源困难。铁路修通后，由于百代公司在香港和越南海防都有分支机构，影片供应的问题本来能解决，营业性质的电影场可望发展，但事实上并不这样。

  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云南劝业道员刘孝祚筹办戏园，着眼点在于改良戏曲。蒋楦因经营电影获得成功，刘孝祚约他参与戏园的建设。云华茶园成立后，刘孝祚任总理，蒋楦担任负责处理日常业务的协理。他忙于到上海、天津聘请京剧艺人，就未再打算经营电影了。

  水月轩的电影放映并没有维持下去，蒋楦当上戏园老板后，营业项目也转了向。但在云南电影史上，他开创电影放映事业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的做法有关（百代公司于1907年7月才停止售卖拷贝的办法）。放映商人购买一部放映机，外带几部拷贝，投资不小，但映放一定时期就得购买新的拷贝，对于目光短浅的生意人来说，是件“本大利微”的事。因此，再也没人愿建立场房，专业放映电影。尽管滇越铁路通车后，购买放映机已经比过去方便，昆明有放映机的也不只蒋楦一个人，但昆明却再也没专业电影场继之而起了。

  这个时期，昆明也有过为数不多的临时电影场出现。有的凭一部放映机和几部旧拷贝，租用寺庙，短期收费放映电影，如城内粮道街口的五灵庙内，观众付出几枚制钱，即可入场看电影；有的则在演出戏剧的间歇加映电影，如城内福照街介福寺中英国人公演杂技时加映电影片刻，作为“余兴”。比起观众购票进入特建影场看电影的水月轩来，自然是一种退步。

  与此同时，非营业性质的放映电影却活跃起来。北门街的法国天主堂、南门外的铁路公司内，都经常不定期地放映电影，免费招待教友或市民观看。

  内设场放映电影。自有放映机和影片的一些商人，在“捞一把”的临时观点支配下，也有过活动，如江右新馆中的“日月星”。为了争取观众，云华茶园、群舞台、大观茶园三家戏园，也一度在戏曲演出前后加映电影。

  一定要花钱购买拷贝，束缚了昆明刚萌芽不久的电影放映事业的继续向前发展。另外，早期放映技术的粗糙，也是观众不愿多看电影的一个因素。有的影场放映电影，常常断头缺足，或者正反面倒置。有的因放映机事先未予检查，临时使用，机器不能开动，激起观众不满。因此，民国初年的几家正规电影场如民通、新智、国风等，都没有维持多久，就昙花一现地停业了。

  外国教会的非营业电影放映。仍不时举行。民国初的10年间，除昆明的基督教青年会、天主教会外，民国元年（1912年），滇越铁路当局，在盘溪（今属玉溪专区）放过电影；蒙自城隍庙、李家祠堂中，哥卢士洋行内，也有过电影放映。

  尽管早期电影放映工作中存在种种问题，但影片内容多数都是新事物（火车、轮船、国外风土人情、山川风物以及战争实况），所以在提倡“启发民智”的当时，电影得到了地方当局的支持。

  当时设置影场，只要把组织章程、负责人姓名、资本总额具文上呈，并认缴各项捐费，便能获准营业。在营业过程中，还能够得到当局给以的扶持。例如1915年7月，开设不久的日日新电影场，请求减轻警捐和保护费，就得到了批准。次年3月，该场又请求减捐，主管娱乐业的省会警察厅，在转呈省行政公署审批时，厅长赵式铭准予再减警捐。并批有“仍令该经理荀茂仲按照原禀，将影片逐日更新，裨社会开通智识利益”的批语。结果，原来每天1元的警捐准予减半。这件事，说明了当局最初对电影放映事业的提倡和支持。

  民国四年（1915年）年7月，云南行政公署为了限制戏园，下达了男女观众不得同场看戏，男女演员不许同场演出的禁令。由于影院属于戏园范围，所以也得遵令执行，即男女观众不准同场看电影。

  影院方面采取的对策是，让男女观众从不同的太平门进出影场，再把银幕挂在场子中央，男观众坐幕前，女观众坐幕后，同时观看。这是民国初年云南电影放映业为适应形势，别开生面的做法。

  民国六年（1917年）9月，法国百代公司直接插手云南电影放映业。他们委托商人代理，在昆明龙井街开设了百代电影场。在放映技术、影片来源两个主要条件方面，“百代”都占着压倒优势。但它的严重缺点是场地租赁旧式的两粤会馆，场房比较狭隘；限制了业务的发展。

  同年10月，邓和风、聂定一等人。在昆明热闹的三市街教子巷口建成三层大厦，开设新世界电影场。他们吸取了电影放映业的经验教训，不惜投资巨大，购买了“大号放映机”，以求银幕影像清晰。此外，并委托经常到上海购办药材和绘画材料的春影阁，在省外选择影片，以租用形式运到昆明。针对观众看不懂外国片的困难，“新世界”首创了现场口译的翻译办法。电影场楼上还兼营茶室、弹子室。开业之后，门庭若市。营业状况超过了“百代”。

  1917年12月，云南省长公署为进一步限制戏园，又发布了晚间禁止卖女票（即晚间不许妇女看戏）的禁令。电影场晚间同样不准接待女观众。“新世界”多次请求开禁，没有结果，从而面临停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世界”首先想出白昼营业的办法（云南一直只在晚间放映电影）。1918年3月4日，日场电影第一次放映。两个月后，“百代”也开辟了日场。

  “新世界”经营的成功，使得昆明其他有意致力电影放映的商人得到借鉴。1920年3月，四牌坊的大世界电影场开业，又首创了赠送《电影报》（说明书）的办法。同年4月，“新世界分场”在卖线街开业。也就是这一年，“百代”却因场屋租期届满而停业了。

  这个时期的电影放映业，总体已经有了发展。电影放映机都是进口的（如“新世界分场”的放映机是向美国购进的）；影片来源已由最初的自购拷贝到租映拷贝；由于故事片兴起，各影场都设置了现场口译人员，有的还印发说明书；放映程序由民国初年的无片名无故事情节发展为“八幕制”（每场电影，放映两部以上的短片和一部长片，长短片共为八幕，都有片名）；当国外电影公司拍的故事片慢慢的变长之后，便多次分映，一般一星期换两次片。

  1921年2月，昆明贵州会馆中又开起了大乐天电影场。虽然场房没有“新世界”“大世界”宽敞，但能照顾到省城东区的观众。四家电影场所租映的影片，仍以法国片为主。

  此时，昆明的电影放映业虽然比民国初有了长足进展，但连续两次变故，摧残了这株正在成长的幼芽。

  1921年5月，“新世界”经理聂定一卧室中堆放的影片失慎着火，该院场屋全部付诸一炬。1922年6月，“大乐天”晚间营业时放映室失火，全场也成为一片焦土。省会警察厅就以“大世界”出入通道狭窄、地处闹市为借口，命令该场停业。场方申请解禁没有结果，从此，昆明暂时没有了电影放映。

  经营“大世界”获得成功的王襄臣，在影场被迫停业后，又邀集了一些同好，于1923年1月，在金碧公园中开设了新云南电影院。与此同时，一些小电影场如“万利源”“义和公”等也纷纷开业，但都为时不长。王襄臣的“新云南”仅只维持了两年，便由天外天电影场接办。1928年，昆明市政公所专为试映新片而开设的土主庙电影院，也没有维持多久。总的来看，20年代后期昆明的电影放映事业已经停滞不前，这和当时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唐继尧两次下台，唐部各军长间的混战）有着密切关系。

  然而，就在这一段时期内，有三件事必须一提。即云南的就地拍摄影片、电影检查和租映影片的程序。

  1922年3月，一年前被原驻川滇军撵走的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在省外集结军队，打回云南，重掌大权。唐继尧为了炫耀他在护国战争中的功绩，借以扩大影响，巩固统治地位，曾从香港请来了朗华影片公司，在昆明拍摄成《洪宪之战》（用送夫参军的故事情节贯穿于护国讨袁事件中）。

  1923年3月，当唐继尧为庆祝凯旋一周年、在昆明承华圃举办“军事运动会”的时候，法国人曾实地拍摄成纪录影片。

  唐继尧体会到电影在宣传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1924年底，便示意当时的教育司，购进拍片设备，拍摄本省军事、实业、教育、风物短片（洗印交由香港百代公司代办）。但当时拍了些什么片子，文献有缺，已无法查考。

  影片内容检查，在全国还未统一前，就没有一套完整的办法。昆明市政公所成立后，开始取缔一些内容不健康的影片，但也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1923年6月，“新云南”放映国产片《枪毙阎瑞生》（上海发生的实事）时，片中有着阎瑞生残酷谋杀女友莲英，匿尸麦田的情节，观众反映强烈。市政公所因而命令停止放映，同时规定，此后影院上映的影片，必须先送治安机关“查核”认可，才准正式上映。这是本省电影检查的开始。

  1917年，“百代”总公司改变经营作风，改售卖拷贝为出租影片后，本省影片来源的渠道有二：就地与法方代理人洽租新片，或派人到香港和上海租片。当时，国产片虽已问世，但电影市场仍以法国片最为多见。昆明上映过为数很少的国产“默片”和美、英影片，但并非主流。

  昆明“百代”电影场因租赁场屋到期而停业后，一直在设法另起炉灶，筹划恢复，但未获批准。1923年7月，法国片商巴海利来昆，请求开设电影场，当局未予同意。“新云南”即与之订定短期供片合同，主要内容为法方每周租给新片两次，每次1800～2200米；每周片租160元，先付保证金500元；如遇意外，影院赔偿每米4角。

  最后，有必要将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昆明以外各县的放映活动情况作一简述：1918年，流动商人到大理放映过无声影片。1925年，该县同文轩也放映过电影。1925年，通海天主堂内放映过电影。1926年，个旧醒狮电影院开业。楚雄倪家祠堂有外国人收费放映电影。戚福山主持的北京童子马戏杂耍班，本年起先后到禄丰、姚安、大姚、大理、临沧、思茅、文山、广南等县，日间演马戏杂耍，晚间放电影。1927年，个旧悦和戏院开办醒群电影院。放映机租自昆明，影片有《顽童》《西厢记》等，在个旧放映一个多月，又到蒙自放映。后因新片缺乏而停业。1928年，泸西商人购买小型放映机和手摇发电机在泸西、弥勒巡回放映无声电影，一年后停业。1929年，玉溪州城三元宫放映过“默片”《西厢记》。

  30年代是云南放映事业获得逐步发展的年代。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省会和外县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电影院的创办方面，1930年4月，金碧公园内开始建立包括京剧、大鼓、杂耍等文娱项目的金碧游艺园，园内开起了光华电影场。1931年1月，逸乐影戏院在光华街开业。原来的光华影戏院因经营不善，放映质量低劣，营业忽好忽坏，不能够满足观众需要。而“逸乐”由于对租片、放映技术、宣传都寄以重视，成为昆明惟一受到普遍欢迎的电影院。

  1933年10月，云南第一家有声电影院——大中华有声影剧院建成，首映国产片上发音的戏曲长片《四朗探母》，接着又连映了胡蝶主演的长达6集的《啼笑姻缘》。一次映完或分次映完的长片多了，流行多年的“八幕制”终于解体。此后，电影的广告中刊登的仅是当期上映的一部影片，不再“分幕”了。

  1934年6月，金碧游艺园内的“大中华”因主持人相互间意见不合，并入“逸乐”，改名“大中华逸乐影剧院”（简称“大逸乐”），成为昆明首屈一指的电影院。同年10月，城隍庙旧址建成大众电影场，成为昆明第一家实行对号入座的影院。金碧游艺园结束前，园内还开起新明电影院，但设备远逊于其他两家同行。“大逸乐”和“大众”在昆明电影市场中平分秋色，一直到40年代。

  经营电影放映的人们，此时也认识到电影除娱乐作用外，还有着教育作用。例如1931年1月“逸乐”开业的启事中，便提到它将“选办中外最有价值、名贵新颖之巨片，来滇放映，借银幕上之艺术，以补社会教育之不足；赖正当高尚之娱乐，以代一切，以换颓风（按指赌博、抽大烟等不良习惯）”。该院开业初4期（1月15日至28日），主片为国产片《珍珠塔》（两集各10本，每期放映5本，胡蝶、丁子明等主演）；副片（附加片）为外国片《欧洲风景》（1本）、《演戏争婚》《模范警察》（6本、分两次映）等。由第五期起，主片换映美国派拉蒙公司的《足球姻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昆明和全国一样，进一步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恰值纪录影片《日军东北暴行》拷贝到昆，“逸乐”影戏院因而举办了“抗日扩大宣传周”，免费放映本片。同年9月，《上海战争》和《十九路军血战抗日记》两片先后到昆，由“逸乐”和“新光华”（原“光华”营业不振，另由他人改名接办）联映（这是昆明影院间“跑片”的开始）。这类题材的影片，在帮助观众认识敌人侵略暴行，激发抗战救亡意识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影片来源方面，法国片垄断市场的局面已经改观，英、美等国影片已较多地运到昆明放映。尤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国产影片更多地出现在昆明银幕上，和外国片平分秋色，成为30年代前期和外国电影势均力敌的片源。也正是这一段时期，有声影片进入昆明，逐渐取代了“默片”。

  在中外影片中，当时以国产片拥有较多的观众。外国片形成以故事片为主要内容之后，除了惊险曲折的侦探片（如法国片《伦敦盗案》）和野兽蛮荒探险片（如美国片《奇观》）外，一般并不受欢迎。而当国产的现实主义影片如《人道》《三个摩登女性》等献映后，这类片子的卖座率，超过了外国片。

  此时，国产片在昆明显著地占着优势。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10个月间，国产片共上映83部、美国片22部（华纳公司19部，环球公司3部）、法国片6部；1933年8个月当中，国产片上映55部，美国片17部，法国片1部；1934年7个月间，国产片20部，美国片13部，法国片3部；1935年全年，国产片57部，美国片50部，英国片15部（苏联、德国、比利时等国家也偶有影片上映，但为数不多）。此后，昆明出现了国产片和美国片并峙的局面。国产片中，以进步影片如《渔光曲》、《大路》、《新女性》等最受欢迎。

  “新明”停业后，昆明的电影院只有“大逸乐”和”大众”两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40年代开始的时候。

  早在1931年，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即公布了《电影片检查法》，通令全国执行。同年2月，原云南省教育厅令行昆明市政府“实行检查电影片”，目的是“以端风化，而维教育”。

  国内国外的影片，当时都由南京政府先期检查，发给“准演执照”后，始能在各地上映。昆明各电影院租运来昆的影片，也多领有执照。但最初检查并不认真，一些内容存在问题的影片，依然持有准演执照。因此，地方检查机构仍旧在映前进行全方位检查。例如1931年7月，上海大德医院产科拍摄的科教片《生产实验》，内容介绍妇女生理解剖知识以及生育常识。而市政当局，“恐一般妇女引起恐怖、无知幼童错解原意”，予以禁映；《济公传》第四集，因“情节神秘，离奇无稽”，经省党部、省会公安局、市政府社会局和教育局的影检人员会同研究后，禁止放映。到1933年，影检方面的工作又逐步加强。云南教育厅特别发出“临时电影检查证”，训令昆明、个旧两市（县）府，固定专人，持证检查影片。同时强调，影院租映影片，以领有“准演执照”者为准。如果上映无照电影，将处以300元以下的罚金。而地方进行全方位检查的主要内容，也仅是察看有无准演执照，和该执照有没有过期罢了。

  原昆明市政府负责检查全市电影，定期向主管这项工作的教育厅呈报，厅方再转报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1933年10月，“大逸乐”上映国产片《杨乃武》时，因顺从民间习惯，把片名改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省、市都没有查觉。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影检会”）在报表中查出这件事，因函请云南，照《电影检查法》惩罚“大逸乐”。

  国民政府核发的“电影准演执照”，一般以3年为期。过期继续上映，得申请重行检查，补发执照。1933年底，中央“影检会”曾通知全国，如执照过期仍继续上映，即予扣留，上报处理（云南于次年3月公布）。当时，影检工作已较前一段时间认真，“影检会”甚至订立《检查电影广告办法》，要求各地影检员检查广告宣传和影片内容是否一致（不久即撤销检查）。

  1935年10月，昆明“大逸乐”上映没有准演执照的世界名片《西线无战事》，被查觉后，受处罚款200元。

  同年，云南省地方的电影检查，已不限于察看有无准演执照。由于印度支那影片公司派驻越南的经理，通过外交途径，申请：凡已运到云南的影片，要求就地检查，获得中央“影检会”同意，由该会拟定《云南省昆明市临时检查电影办法》，在看片认可后，发给临时准演证明书。证明书仅在昆明一地有效。《办法》指出，“以后如有影片运往滇省映放时，应在事前

  仿照上海外国片商办法，先将影片委托代理人，送至首都申请检查。经核准发照后，再转运该地公映”。

  1940年春，国民政府又颁布《特殊时期电影检查所暂行规程》《修订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暂行规程》，查禁过一些“不合战时需要”的影片。昆明方面，禁演过叙述陈圆圆、吴三桂故事的《绝代佳人》。但中央影检所很快通知恢复上映。《古屋行尸》虽有准演执照，因内容荒谬，市政当局先予停映，报请吊销执照。到1948年11月，国民政府还下达了立法院修正、总统公布的《电影检查法》。其时，昆明的影检工作已流于形式，仅各影院试片时，函请市社会、警察两局派员前往观看而已。

  30年代的“片源”，一般由本市电影院派人到上海洽租。例如大中华有声影戏院，即与上海联华等公司议定，供应一级国产声片，并转请该公司向美国片商洽租新片。

  上海当时已有美国片商或其代理人，对外办理租片手续。不过，也有一些外国公司，企图在我国边疆开展业务。例如1932年10月，印度支那影片公司的河内（越南属）经理，向云南省当局提出把该公司运往越南放映的影片运到云南放映，要求就地查验，免送南京检查。云南省政府以“事关法令，未便轻予变通”为由拒绝了。

  作为世界影业翘楚的美国电影，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像40年代那样，在全国各大城市中设立“代表”直接和当地影院挂钩签约，由“代表”直接供片的程度（影片先寄交各公司代表，再转送承租该片的影院）。为发展业务，曾有过片商直接携片到内地找承租影院的事例。例如1936年7月，美国派拉蒙公司的“华南经理”，亲自携带《十字军英雄》（美片）、《玉阙英雌》（苏联片）等3部影片，寻找租片人。大逸乐影院即在美国领事馆内和来人订立了承租合同。

  1937年“八·一三”上海陷敌后，外国片商迁至重庆。云南省租片一度在渝办理。后来外国影片公司在昆派驻代表（一人代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公司，所代表的也不限于美国一国），租片问题就地解决，比过去大大方便。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云南和平解放时为止。

  宣传工作，30年代已获得发展。当时的宣传途径，最初是由影院在日报上刊登广告，和手写海报沿街张贴。另外，影院设有宣传橱窗，陈列剧照。美国电影公司，也常随片发来海报，有的海报可以整整张贴一堵墙壁（如《芝加哥大火记》等）。电影院自己也不时印行特刊。《云南日报》《民国日报》两报，仅偶见有影评文章。抗日战争开始后，省外报纸迁昆（如《朝报》），每一部上映的影片几乎都有影评。《朝报》等日报还特辟出影剧副刊专版，一直到40年代后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云南后，8月，云南全省防空协会在昆明成立。当局为提醒市民警惕敌人可能发动的空袭，利用银幕幻灯，放映《救护常识》《防空标语》。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暨南影片公司等机构，开始实地拍摄战争纪录片。从同年10月份起，《八·一三上海抗战记》《上海战事新闻》《上海血战史》《抗战特辑》等片先后在昆明各电影院公映。云南电影教育讲映队则到外县巡回放映。1938年，《中国抗战大全》《中国战事》（美国片）、《台儿庄歼寇记》等陆续上映。7月映出的《活跃的西线》（中央摄影场出品）中，有“我八路大显神威，制敌死命”的内容。八路军的英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昆明的银幕上。

  为扩大抗战影片来源，云南各界抗敌后援会还主动向省外银光电影公司联系，要求供应抗战电影。

  1939年2月，滇黔绥靖公署特聘军委会政治部战地摄影师朱树洪来滇，拍摄《抗战建国中之云南》，并摄成有关防空的纪录影片一卷。10月，“中电”《长空万里》外景队到昆，应绥署邀请，于次年初摄成滇军出省抗日的纪录片。该队摄影师汪洋，同时应约到滇西滇南，摄取原始森林、锡矿等地方物产风土情况，合成《建设之中新云南》一片。

  云南幅员辽阔，各县的电影放映事业极不平衡。1931年，蒙自的银光电影院，曾到个旧放映“默片”5个多月。1932年，有电影流动商人到姚安玉皇阁放映过电影。1935年，北平童子马戏杂耍班到大理演出时，晚间放映过电影《关东大侠》。1936年，个旧“维新”“大光明”两家影院先后开业。1939年初，滇南碧色寨银光电影院开业，并到开远、蒙自、个旧放映抗战纪录片。同年，个旧兴华电影院开业，首次放映了有声电影《化身姑娘》。

  外县电影院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片源问题，各院因新片供应不上，不能坚持营业下去，个别电影院则被日机炸毁。

  昭通地区30年代也有电影放映。1934年4月，蒋云阶到昆明租借得影片29盘，待运途中被小偷全部偷走。后经省会公安局破案，追回了被窃影片。

  193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电影教育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各省成立教育电影放映队。云南省教育厅，两年前即在上海购得放映机、幻灯机、轻便发电机各1部，教育影片40本。因于同年8月，组建教育电影巡回讲映队，并送出魏嘉禾等4人到南京电化教育训练班学习。同月，电影巡映队成立，由王秉心（旦东）担任第一讲映队主任。

  该队第一期（1936年9～11月）巡回计划：拟赴昆明、呈贡、晋宁、昆阳、安宁、宜良、路南、澄江、华宁、开远、通海、河西、峨山、玉溪等13县（市），以放映电影为主、演讲

  为辅；或以讲演为主，电影、幻灯、音乐、唱片等为“余兴”，向观众讲述科学、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时事、民众教育、新生活、卫生等各项必要的常识。除上述主要工作外，还考查当地名胜古迹、山川风物，调查民情风俗，采集歌谣、传说。 11月，该队应昆明市政府的邀请，在华山小学演讲了《教育电影之意义及其重要》等5个专题，放映了教育影片《消化》《海滨之岛》《蝗虫与蚂蚁》《海底生物》《血液循环》《皮肤》《洗澡》《猫儿奇遇记》等10部短片。

  “讲映队”的成立使电影能为更多的人所欣赏。1937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柯达E型放映机和美国霍米来特轻便发电机各4部，使讲映队获得了逐步扩大的条件。6月，电影巡映队改名教育电影巡回讲映队第一队，王秉心仍为主任，并兼播音教育指导员，率队前往滇东公路沿线各县工作。同月，讲映第二队成立，魏嘉禾任主任，并派宣学智、冉旭光、杨其栋、李文伟、范启新、林国光6人到南京第二期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分别学习电影、播音及制片。与此同时，还委派电化教育技术专员范绍文前往南京教育部，等待分派到“各大电机工厂”实习。9月，第三讲映队成立，李永诠任主任。

  1937年11月，王秉心和魏嘉禾联名具呈教育厅，要求把两队的工作重点，移到抗战宣传上来。在抗战影片为数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准备绘制宣传墙报和“含有抗战意义”的连环图，随讲映队带往各县悬挂和传阅。

  讲映一队完成了第一期的工作规划。在3个半月中，他们到过10个县城、14个县区、32个乡镇；讲映影片品种包括抗战片、救亡片、救国片、国难片、以及一般常识片，并自制时事幻灯片（每晚一换）、时事评述片1长卷（每半月一换）、以及彩色抗战漫画、抗战标语、影片说明等各种幻灯片，配合放映；先后讲映82次，观众达26万8千7百人次。讲映一队还编发歌曲《国难十二月（配彩色幻灯片）、《抗日催眠曲·小宝宝》《镰刀歌》《锄头歌》《冲锋歌》《马赛曲》，以及编演抗战独幕历史剧《升旗之前》。工作之余，又承担教授各地民众学唱上述抗战歌曲（利用民间熟知的花灯曲调，另行填入与抗战有关的新词。除为欢送六十军出省抗战、由石凌鹤写词的《冲锋歌》外，其余多由王秉心填词或创作）。

  到1938年4月，云南教育厅所属的电影讲映队，再建立了第四队（主任傅培德）。同年8月，还在昆华艺术师范内设立实验队，作为该校电影科学生进行实习的组织。1939年6月，按照社会教育区区划，4个队顺序改名为腾永顺区、楚姚大区、东昭曲区、临开广区电影播音巡教队。但习惯上，仍以一队、二队……等代称之。

  1940年，“一队”（王秉心已调职）上半年巡回蒙化（今巍山）、顺宁（今凤庆）、云县、缅宁（今临沧）、双江、耿马、镇康、昌宁等8县，下半年巡回永平、保山、龙陵、陇川、盈江、梁河、腾冲等县。全队5人，携带柯达E型16毫米放映机、哈姆雷特发电机、幻灯机各1部，携带影片多数为科教内容（包括防空、急救常识），以及少数抗战纪录片、推广“新生活”的动画片和几卷卓别林主演的“默片”，于年初乘汽车到达下关，然后雇马4匹驮运机器、影片、汽油、行李，全队成员跟马步行，首先前往蒙化。

  由于片源困难，抗战宣传影片非常缺乏。他们只得把领到的《日寇暴行实录》画册拆散，悬挂展览，同时用玻璃纸绘制宣传画，以幻灯放映，边映边讲。通过这一些做法，来弥补不足。

  云县西南，山高路险，有时需要一整个白天，才能爬到山顶。山头露宿一晚，次日再下山。西疆各族人民，从未看到过电影，因而每晚放映，都拥挤不堪。附近各村寨住民，有的跋涉几十里，前来看电影。他们把电影视为“怪物”，最初站得很远，怕走近了受到伤害，几次以后，才敢走近银幕。每晚散场，遍山遍野都是夜归观众点燃的火把。在边城耿马讲映时，当地土司感到新奇，人称“老皇太”的土司之母，特请“一队”到土司衙门放映电影。平时一般百姓不准进入衙门，但为了让大家都能看电影，她打破了几百年来的封建戒律，准许大家进门欣赏电影。

  “一队”完成了上半年的讲映任务后，回到昆明。因计划变更，下半年未再前往滇西。

  “二队”则到过滇西姚安县。其他两队，已知“四队”在昆明和市郊各乡村讲映，“三队”活动情况，未见记载。

  1941年8至12月，“一队”在石屏、建水、蒙自三县讲映42次，观众109000人；“二队”在澄江、宜良、易门、双柏、楚雄、镇南（今南华）、祥云、弥勒、蒙化、大理、漾鼻、永平、保山等县讲映101次，观众261000人；“三队”在呈贡、路南、陆良、曲靖、沾益、马龙、寻甸、嵩明、宜良讲映67次，观众160850人；“四队”在昆明城郊两区讲映15次，观众1040人。总计巡回26市县，讲映225次，观众总人数531890人。

  “巡教队”此后组织、名称曾有变更，《云南通志长编卷五十二·教育五·社会教育》中有专章记载，本文不再赘述。

  1944年以后，由于经费赶不上物价的腾涨，电影巡教队只能“集中经费，联合出发”。据云南省教育厅1945年6月向省府呈报的《第三回年鉴资料》:第一期，“一队”在文山、西畴、广西（今泸西）、砚山、麻栗坡5地巡回；“二队”和“三队”联合在富民、罗次（今禄丰县碧城镇）、武定、元谋、禄劝5地巡回；“四队”仍在昆明市、县巡回放映、讲演。第二期仅以石屏、宁洱、思茅、墨江、元江、新平、峨山、玉溪、河西为一区——这是档案文件中最后一次的有关记载。1946年5月，“一队”由杨其栋率领，到开远、蒙自、建水；“二队”和“三队”则赴滇西，放映教育影片和幻灯——这是报纸上有关的最后一次报道。此后，教育厅着力筹组实验剧场和教育广播电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过很大非消极作用、并把电影普及到边疆的教育电影巡回放映，便完全停止了。

  40年代，本省电影放映业的基本情况，仍是大部分县区缺乏电影院。1946年以前，仅有官办的电影队偶一巡回前往各地放映（详上节所记），或美国驻军不时放映电影。而在昆明，由于影院长期营业，又由于美国各大电影公司在昆明已派驻“代表”，经营影片租映，美方代表又常兼带为国产（如华纳公司驻昆代表代我国文华公司发行）和英、印等国的影片代办发行，因此，形成了电影市场。

  昆明城区，1940年4月，设备先进、仿照南京大电影院经营方式和作风的南屏大戏院在昆明开业。该院最初实行较细的票价等级制（同场设5个等级），以放映美国影片为主。同年7月，以放映国产片为主的昆明大戏院继之开业。作为省会的昆明，有了4家电影院。此时，昆明的电影市场，美国片已占垄断地位。自上海陷敌后，国产电影片源断绝，过去中外并重的“大逸乐”已逐渐改映美片（间有苏联影片）。官办的中央电影制片场（厂），虽已正式投产，但出品不多。以1940年1月份为例，“大逸乐”和“大众”两家共换映新片11次。除元旦“大逸乐”上映“中电香港分厂”的《孤岛天堂》外，其余10部全为美片（米高梅5部、派拉蒙和华纳各2部，环球1部）。“昆明”是中国乐群影业公司蒋伯英来滇创办的影院，拥有一批国产片（包括30年代出品、没有回收的旧片）。在国产片拥有较多观众的当时，“昆明”的场屋设计、放映设备等远不如“南屏”，但营业状况仍很良好。

  和这两家新开的影院相比，原来两家老牌影院已显示出自己的落后性。其中的“大逸乐”因此起步直追，另在宝善街建造新院，同年8月即迁入营业。“大众”因昆明西区只此一家，也能维持下去。

  随着敌机空袭次数的增多，40年代开始后不久，昆明的电影放映业面临新的考验。昆明中等以上学校和部分居民，已疏散到郊区或外县；留城的人，每天得往城外“跑警报”，影院的日场无法维持。1940年12月，“南屏”和“大逸乐”两家，因生意冷落、各项附加捐税过多，曾短期宣告停业。虽然不久即行复业、夜场卖座良好，但日场停映，对收益不无影响。在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放映日场电影，观众也寥寥无几，入不敷出。

  1941年2月27日晚10时多，“大逸乐”发生了墙倒屋塌的重大事故。该院因建筑质量低劣，营业不久，外墙即出现倾斜。又因附近在空袭中中弹，歪斜的外墙震出裂缝，建筑工程师曾提出必须修理的通知，而该院主持业务的常务董事、经理，却掉以轻心，没有照办。当场放映国产片《少奶奶的扇子》到最后一卷时，外墙内倒，全部场屋下塌，打死观众16名，轻重伤者不计其数。事后，原省政府对昆明市长、市工务局长、省会警察局局长、该管警察5分局局长给予记过处分；责成民政、建设两厅厅长，会同调查出事原因，并决定了对死伤观众的赔偿办法。影院有关董事、经理，营造厂经理和工程师，后由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营业10多年的“大逸乐”，不得不登报宣告“结束”。同年4月，“大众”在空袭中中弹起火，被迫停业。拥有30万人口的昆明，只剩下“南屏”“昆明”两家电影院。

  40年代的昆明电影市场，由于省外机关、工商企业和大学的内迁，能欣赏外国片的观众日益增多。加上美国片商殚精竭虑地拓展业务，美国八大公司（米高梅、环球、派拉蒙、华纳、二十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雷电华和联美）的出品占了压倒优势。客观上，深受一般观众欢迎的国产抗战片（如陈波儿和袁牧之主演的《八百壮士》，夏衍编、司徒慧敏导的《白云故乡》等）和战争纪录片生产不多，时有时无，也给美国片提供了垄断电影市场的机会。

  战时物价虽不断上涨，且1942年以前，空袭频繁（后因美国志愿空军驻昆，日机来袭次数始慢慢地减少），但因市区人口逐渐增加（一度突破30万人），各阶层人民对文化娱乐的需求仍很难满足。因此，40年代前期，昆明电影市场空前繁热。各影院出现了黑市票（人称“飞票”），每次换映新片，都场场客满。加以美国片商不惜投资，质量较高的彩色故事片、文艺片不断出笼，更促进了电影市场的繁荣。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也策划把自己的产品，直接投放昆明市场。例如1941年11月，苏联五洲影片公司的经理谢雅江，就专程来昆，洽谈苏片租映问题。他带来了一些优质影片，如《德苏空军大战》《乐府瑶章》，让昆明观众再次欣赏到苏联电影艺术。

  “大众”被炸后重建，“昆明”失火后另建，在“大逸乐”废墟上新建的“大光明”和另一家“长城”，社会服务处主办、专映二轮国产片的“社会”（战后改名市民剧场）相继开（复）业。到1943年年底，加上“南屏”，昆明又有了5家电影院。另外，云南省社会处和美国新闻处，还在市区不时放映露天电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八年抗战结束，物价暴跌。9月，昆明几家电影院奉命调低票价。可是，为时不长，各类物价不久即回升、上涨。影院又不得不一再提高票价了。

  由于国产新片生产不多，昆明的电影市场，在战后两年间仍大部被美国片所占据。1946年6月，美国八大公司以“南屏”“大光明”两家首轮影院“附加税捐过多，影响片租收入”为借口，突然停供新片。这对两家首轮影院来说，算得是个沉重打击。新片来源断绝，他们只得上映美国共和公司质量不高的影片，和由联美公司发行的、卓别林20年代所拍的一些旧片，营业深受影响。直到同年10月，娱乐业同业公会派代表到上海和片商的总管理处进行谈判，经济上作了一些让步后，才开始重新供应新片。

  尽管战后的昆明电影市场美国八大公司仍占非常大的优势，但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国产片此时已呈现出奋起直追的趋势。自1947年起，上海昆仑、文华两家制片公司的内容严肃、揭露社会现实的一批优秀影片（“中电”和一些本国小公司也间有佳片），如《假凤虚凰》《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先后上映。其中《一江春水向东流》连映1个多月，创造了云南电影放映的历史新纪录，卖座情况和社会影响，超过美国名片《魂断蓝桥》《鸳梦重温》。

  1948年，“市民”“大众”先后停业，又开起了“祥云”“新滇”两院。直到次年12月9日卢汉起义，昆明的电影院共有6家。

  就地拍片方面，1944年，中国电影制片厂专员韩仲良和周教三在滇西拍成《松山战役》《腾龙战役》《保（山）密（支那）公路》《惠通桥通车》《高黎贡山》等新闻纪录片3000米；1946～1947年间，昆明维娜斯相馆主人郭子雄，曾自行拍摄、洗印成《市运会盛况》《芹菜冲水库》和一些生活短纪录片；1948年初他还摄成球王李惠堂父子在昆明比赛足球的新闻纪录片。但就地拍片大部分属于内部放映，因而影响不大。

  外县方面，除上述的官办巡回放映外，1940年，流动影商曾到武定放映动画“默片”；1941年，保山短期开设过电影院，由昆明大戏院供片；下关有大光明电影院开业（至1942）；1942～1943年，美军在镇南、禄丰放映过电影；1942～1944年，蒙自、弥勒先后由美军放映过电影；1944年，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在楚雄放映过电影；1947年，盘溪张延惠短期放映过《出水芙蓉》等片；1948年，玉溪昆明间公路大桥通车，郭子雄在州城放映过李惠堂赛球的纪录片；1947年起，红河区渣土司钱祯祥等购得16毫米放映机，在当地放映《攻克柏林》《秦皇岛登陆》等纪录片，并到建水、红河、元阳、绿春等处的土司辖区内放映，直到解放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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